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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干的事情很多，但首要并且必须做的就是要强化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长自己的记性，立自己的志气，积极肩负起历史责任，更加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更加努力地建设我们的伟大国家，巩固我们的国防。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这首《松花江上》的歌词，展现着中国人民群众的苦难和人民群众的心灵呼唤，诉说的是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同胞逃亡关内、思念家乡的情景。这个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华民族自此被日本肆虐长达14年之久。日寇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取劳工，蹂躏和摧残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的罪行，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遭受了惨重破坏。根据1946年4月的《中国解放区抗战8年中人口损失初步统计表》统计：“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全国军民人口伤亡总计12784974人。”后，中国历史学家经过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不是简简单单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被剥夺了生命权，中断了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其中很大部分死得毫无尊严，甚至尸骨无存。
1931年9月18日，中国的国耻日，中华民族的警醒日！为了亲人不再受伤害，为了对战争说“不”，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铭记住这个日子，反思这个日子！
泱泱大中华，为何竟会被一个弹丸小国屡屡侵犯？一场抗日战争竟付出如此惨痛代价？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在于旧中国缺失尚武精神，一些人身上缺失民族血性。用句今天的话说叫作：“娘炮”——怕死、怕见血、软骨头。这词儿虽然难听，但当时有些情形的确如此。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流传极广的两个典例：
 其一，一个台湾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我们可能永远不懂5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2000人去屠杀！2000人，像猪一样任凭5个人屠杀，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虽然那5个日本兵有枪，也有刀，但是那2000人并没有被捆着，完全可以动手反抗。可是他们没有。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都明白虽然2000人肯拼命肯定能赢，但是第一个冲上去的肯定会死。于是，就只能任凭屠杀。这是个悲哀啊。
 其二，历史资料显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有奶便是娘”的奴性贱性，让这些中国人成了助纣为虐、杀戮同胞的帮凶。尤令人无语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队伍中竟然也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其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公秉藩、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当然，我们也要为我们伟大民族在14年抗战中所展现出的伟大气节而自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伟大气节作底板，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种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不仅令日寇胆寒，也让“娘炮”汗颜，羞煞汉奸。
 无疑，我们世世代代都需要伟大的民族气节、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但是，那个时代卖国求荣的汉奸、伪军给我们民族形象的毁坏和毒化，我们也决不应无视和讳言。一年一度“九一八”，我们必须像抚摸伤疤一样，时刻铭记！
 （一）我们应当铭记，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盲目乐观，麻痹大意，必定付出沉重代价。“九一八”事变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抗战前夕国人忧患意识的普遍缺失。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早已磨刀霍霍，挑衅不断，可当时的国民政府总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侥幸心理，很多人认为仗打不起来。因而，人家在磨刀霍霍，我们却是一片歌舞升平景象。大战在即，三军主帅还在北京看戏；外侮紧逼，中央军却在忙着“剿共”；东三省丢了，不思收复失地，却在大张旗鼓搞什么“新生活运动”……想想看，一个精心准备又实力强大的人与一个没有准备又实力偏弱的人交手，会是什么结果？一个对于抗战既没有切实的思想、精神准备，不敢在全社会进行抗日救亡组织动员的国民政府，一支没有认真的军事准备，武器落后、训练水平落后、战术落后的军队，面对强敌又会怎样？结果，全面抗战一开始，打得异常艰苦，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惨遭荼毒，虽然我们取得了最后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造成极大牺牲。今天，我们回顾“九一八”，必须铭记以下至理名言：“最大的忧患就是缺乏忧患，最大的危机就是目无危机。”决不能盲目乐观，麻痹大意，重蹈抗战前夕对形势错误判断的覆辙。而要牢记历史教训，坚定富国强军之路，常备不懈，高度警惕，为民族未来打造坚强可靠的盾牌。
 （二）我们应当铭记，善良美好的愿望从来不能使侵略者放下屠刀。没有打狼的准备，最终只能被狼吃掉。70多年过去，我们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对那场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侵略战争给出一个真诚的道歉，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然而，日本右翼分子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长期以来颠倒因果关系、混淆是非界线、歪曲事实、否认侵略、粉饰罪行、篡改历史，甚至以所谓“受害国”的姿态招摇撞骗于世人、不断挑起事端。更可怕的是在其强制灌输下，日本民间在战争和历史问题的表述上又出现了倒退。最近，从媒体上看到一则《日本梦是什么？》的文章，令人十分震惊。在文章中描述的“日本梦”里，侵略本性毫不掩饰：“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的匮乏性，决定了我国发展的终极形式是：发动战争！……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军事扩张，运用大和民族的勇武、智慧与精神去征服亚洲，征服世界。去洗刷几十年前圣战未获成功的耻辱，用大和民族的优秀去驾驭其他民族的低劣，从而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而其《分裂中国计划》，则是“征服亚洲，灭亡中国，进行圣战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权力管别国的事情，眼下我们也没有能力逼着屠杀过我们的人低头认罪、彻底反省历史问题，但我们决不可在种种障眼法下，放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性的高度警惕。最起码应当保持一种对“狼”的戒备心理，做好防备“狼”、打“狼”的准备。因为无论历史和现实都要求我们，必须拥有这样一种历史清醒！
 （三）我们应当铭记，爱好和平需要树立正确的和平观。没有强大的国防，祈求和平只是一种梦想。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发展基因渗透在我们民族的血液和骨髓里，绵延万里的长城便是和平的伟大象征。我们民族的未来，更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环境，和平环境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我们固然渴望和平发展，但决不能做和平的理想主义者。和平是争出来、拼出来、打出来的，而不可能是忍出来、等出来、熬出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的。历史上的战争硝烟告诉我们，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时候，都不要幻想所有的人都是爱好和平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天真地想象“我不打别人，别人也不会打我”，只有做好时刻打仗的准备，才能争取到真正的和平。这就是古代罗马作家韦格修斯的那句名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准备打仗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国防屏障，再强的经济也是一堆瓦砾，再多的财富也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建设强大国防，不光是军队的事，而是各级政府的事、全社会的事。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去侵略别人，但不去侵略别人，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防备别人的侵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干的事情很多，但首要并且必须做的就是要强化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长自己的记性，立自己的志气，积极肩负起历史责任，更加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更加努力地建设我们的伟大国家，巩固我们的国防。这个建设和巩固，决不是口头上、形式上的表面文章，也不是危难之时才想起“最可爱的人”，而是平时里的、行动上的、实打实地为国防建设干实事，真正让军人在社会上有尊严、真正把巩固国防摆在战略位置，如是方能内压外激、有效巩固强大的国防。唯有我们的国防强大了，狂妄凶恶的侵略者才不敢觊觎，不敢染指，不敢造次，才能让和平的太阳永久照耀华夏大地。
 （四）我们应当铭记，能打胜仗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赢得战争，更体现在遏制战争上。军人的天职为打仗。打仗就要打胜仗，关键时候上不去或者上去了白给的军队，是军人的耻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九一八”事变时，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而东北军是30万人。然而，东北军除了少数自主抵抗外，多数却不战而退到关内，以致东北沦陷。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党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中条山战役，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日军进攻中条山根据地，只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只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实现了对近20万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合围。前后不过30天的时间，中条山根据地陷落。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这其中固然有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但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昭示我们，打胜仗需要虎狼之师！铸造能打胜仗的军队，在全社会重视“长城”巩固的同时，我们军队必须从实战需要出发苦练精兵，打造既能“冲得上”更能“打得赢”的铁血军队，既能“消灭敌人”又能“保存自己”的胜利之师。军人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准备打仗时期和赢得战争时期。准备打仗的目的，不在于战而在于胜；胜利的实现，不在于愿望而在于实力。这就需要我们平时的训练，必须瞄准强敌、秉从实战，坚决克服形式主义、花架子，让“中看不中用”的人走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锻造出能打胜仗的军队，关键时候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战胜一切来犯之敌，有效维护祖国的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 
 （五）我们应当铭记，只要和平的阳光尚未永恒地照耀地球，国家就必须关注民族血性和尚武精神的培养，坚决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欧洲小国瑞士，面积仅4.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700万，至今已享受200年的和平安宁生活。在瑞士的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看到三样东西：教堂、咖啡店和打靶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公民都要接受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一位瑞士外交官曾说：“瑞士公民迈出右脚是一位公民，迈出左脚就是一个战士。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近200年没有打仗，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随时都在准备打仗。”二战初期，希特勒曾3次准备入侵瑞士，但纳粹情报机构提供的资料让他大吃一惊：瑞士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动员了50万人入伍，成年人几乎人人手中有枪，做好了战斗准备，全体人民举行誓师大会，誓与祖国共存亡。如果德军要拿下瑞士，就要付出惨重代价，希特勒最终放弃了进攻瑞士的计划。瑞士的和平环境启示我们，公民的观念也是一块阵地，爱国精神、尚武精神不去占领，汉奸文化、“娘炮”之气就会去填空。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将其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环境去占领和营造，我们的各级领导必须始终用一种“若战争明天就爆发，我们拿什么打赢”来审问自己的工作，切实高度重视、摆上位置抓，尤其要重视“从娃娃抓起”。一方面，要通过幼儿园、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发力，教育和培养青少年自觉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大力弘扬和塑造社会阳刚之气，崇尚英雄、精武尚武，不当“小鲜肉”，让油头粉面的“娘炮”走开，理直气壮地根治和去除“娘炮”之风。在这方面，主流媒体的正面导向作用必须牢牢坚守、确保担当，对那些丢失了阵地、误导了受众的，要坚决问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的朗朗乾坤、清清世界，绝不容许“娘炮”文化销蚀我们的社会、毁掉我们的未来！另一方面，要坚决铲除滋生新汉奸的文化土壤。对那些行新汉奸、民族败类之实，包括“精日”的言论和行为，一经发现，不管涉及到谁，一要口诛笔伐，二要像抗战时“除奸”一样，坚决惩治和打击，绝不让汉奸有出头之日。因为，培养民族气节，根除产生汉奸的土壤，事关国家安危，绝不容小视。我们绝不能忘记抗战中大批“汉奸”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民族耻辱！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又逢“九一八”，抚今思昔，我们有理由如此设问和考量：如果“九一八”再现，我们靠什么打赢？我们能打赢吗？这恐怕绝不是单靠发展先进武器就能解决了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殷鉴不远，我们必须认真汲取。
（作者：于永军）
 9月18日早9点18分，中国城市上空将响起直冲苍穹的防空警报和汽笛声。它在提醒我们：勿忘历史，居安思危，爱我中华。 
　　2018年，是纪念“九一八”事变87周年。
记忆从未褪色、历史仍有回响，“九一八”纪念活动提醒人们，不忘对历史的记忆，才能更好地捍卫正义。
87年前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入侵我国东北，流离失所的中国人在沦陷的国土上苦苦挣扎。从此，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华民族就此展开了一段山河喋血、壮怀激烈的历史。 
那是一段悲惨屈辱的苦难历史，也是一部觉醒奋起的悲壮史诗。
回顾“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各队，此事件由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蒋介石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左右的日军击溃。
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1931年9月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931年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蒋介石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   ，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黑龙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黑龙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这些历史记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天，尽管“九一八”已经远去，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所有惨遭杀戮的死难同胞，值得我们永远悼念；抗日战争中所有英勇献身的英烈和为之作出贡献的人们，值得我们永远缅怀；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不屈不挠斗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我们不忘记忆，并不是要延续仇恨，为的是牢记历史、捍卫正义，也是为了警醒全世界人民共同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